张柏芝一身黑衣，戴着口罩配资之家公司，在四名助理的簇拥下快步走进香港高等法院。她想低调但镜头早已等候多时。这场和前经纪人余毓兴的官司，从2020年打到2025年，已经是第三次开庭。
余毓兴说2011年，张柏芝亲切地叫他“契爷”，两人情同父女。那时张柏芝刚经历离婚风波，形象跌入谷底，是他一手策划帮她树立起“坚强单亲妈妈”的新人设，挽回口碑。
基于这份信任，他们在2011年7月签了一份八年期的《全球独家经理人合约》，他预付了4000万港元片酬，约定张柏芝要为他拍四部电影。第二年5月又追加了两部电影合约，再付了276万。前前后后4276万真金白银给了出去。
展开剩余80%可张柏芝的电影一部都没拍。余毓兴觉得，自己成了冤大头。他拿着白纸黑字的合同，要求张柏芝至少归还1276万港元，并赔偿他的损失。在他嘴里这是一个忘恩负义、过河拆桥的故事。
但张柏芝的版本，听起来更像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。她对着法官解释，2011年她根本不认识什么余毓兴，更别提叫“契爷”。那笔4000万是因为她当时在香港买豪宅，还差最后一笔尾款，非常着急。
她找了好几个朋友和合作伙伴，都没谈成，最后经人介绍才找到了余毓兴。这笔钱是救急的“救命钱”，和拍电影没有必然关系。
至于那两份至关重要的合同，张柏芝方的态度更坚决：假的。她的律师在庭上指出，合约上的签名很可能不是张柏芝亲笔所签，他们已经要求进行笔迹鉴定。
更关键的是，律师抛出一个重磅信息：余毓兴当时代表的“新亚洲娱乐”公司，早在2013年就被香港法院颁令清盘了。一个已经法律上“死亡”的公司，怎么可能在2011年签出有效的经纪合约？
这笔钱的流向也成了谜。张柏芝方面声称，所谓的4000万预付款，银行记录显示从未完整地进入过她的账户。而且如果这真是电影片酬，为何没有任何相关的纳税记录？这些问题，都让那两份合同的真实性蒙上了厚厚的阴影。
而余毓兴本人的背景，也被扒了出来。他不仅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，在内地有欠债不还的记录，更有前员工指控他私刻公章。这些“黑历史”被张柏芝的律师摆在法庭上，试图证明对方在诚信上有重大瑕疵。
官司从商业纠纷，滑向了互相揭短的人格攻防。余毓兴似乎没打算只在法庭上赢。他那首《以犬之名》，把战场拉到了公众舆论场。
歌词里充满暗示和指责，用“狗”这样的字眼来比喻曾经的合作伙伴，被广泛视为一种人格羞辱和舆论施压。这种操作在娱乐圈并不新鲜，但如此直白和激烈，还是引发了巨大争议。
张柏芝工作室反应迅速，立刻发出严正声明，直指相关言论是“虚假信息”，并保留法律追诉权。双方的粉丝和看客也在网络上吵得不可开交，一方骂对方是“白眼狼”，另一方则斥责对方是“诈骗犯”。一桩本该由法律厘清的经济案，变成了充斥着口水与情绪的罗生门。
抛开那些狗血的情节和互撕的场面，这起官司像一把手术刀，剖开了娱乐圈光鲜表皮下的陈旧病灶。明星和经纪人的合作，开端往往充满了“人情味”。
因为信任代替了契约，口头承诺代替了白纸黑字。当合作细节模糊，权责边界不清时，事后翻脸就成了大概率事件。你说钱是借款，我说是投资；你说我答应拍戏，我说你从来没找来剧本。到头来，全是“口说无凭”，只能对簿公堂。
张柏芝和余毓兴的4276万，正是这种模糊地带的典型产物。它既不像一笔干净利落的商业投资，有清晰的项目规划和预算；也不像一笔规规矩矩的个人借款，有明确的借据和还款计划。它夹杂着人情、期望、口头约定和可能存在的算计，最终在时间的长河里发酵成一坛难以下咽的苦酒。
当信任彻底破产，争斗就会变得格外难看。法律诉讼只是第一战场，第二战场是舆论，是公众形象，是社死对方的狠心。这种争斗没有赢家，只会两败俱伤，把曾经那点或许存在过的情分，碾得粉碎。
这场官司至今没有判决，法庭最终会依据证据，判断那签名是真是假，那笔钱是何性质。但无论判决如何，这场持续了五年、耗尽了双方心力的拉锯战配资之家公司，早已在娱乐圈的墙上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警示裂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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